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the Way of "Harmony"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Realistic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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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中医药各领域得到显著体现, 成为中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合”之道是中医哲学的本质特征, 表现为基于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之“和合”、基于社会“和合”的知行合一、基于人体“和合”的平衡治疗观、以仁德为中心的医患“和合”、基于协作共赢的同道“和合”等多个方面, 全过程、全方位影响中医药的发展。在对中医“和合”之道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 研究中医“和合”之道的现代医学人文价值及其现实关照, 为推进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Abstract: The idea of "harmony"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s been significantly reflected in various fields of Chinese medicine. Thus, it has become the basic guiding principl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way of "harmony" i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medicine philosophy,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in society, and the balanced treatment for human body, the "harmon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centered on benevolence and morality, as well as the "harmony" of the collaboration and win-win path. Besides, the above reflections have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thoroughly.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y of "harmony" in Chinese medicine, through studying the modern medical humanistic value of the way of "harmony"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realistic relevance, the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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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 “和合”思想对中医药文化影响至深, 成为中医药哲学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始终影响着中医药发展, 从中医药发展历史来看,“和合”之道是中医药哲学中的精髓和永恒价值追求。中医药是道与术的统一, 是为道之学。而对于“道”, 往往是“玄之又玄”“似或存, 吾不知谁之子”(《老子·第四章》)的意境。中医哲学“和合”之道及其相关概念常常耳熟能详, 但却又难于把握。在中医的众多典籍中, “和合”哲学思想贯穿始终, 渗透在理、法、方、药等各个方面, 细究其蕴意却又不尽相同。关于“和合”思想的内涵、外延, 以及在此之下的理、法、方、药, 相关文献中尚难见系统详尽的阐释[1]。随着中医文化的复苏, 中医“和”的思想得到了广泛关注, 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但是研究仍不系统, 主要是从中医“和”思维及现实价值进行研究, 较少有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医“和合”之道进行系统阐述。故本文不揣浅陋, 拟对中医“和合”之道进行剖析, 以期从哲学的角度对中医“和合”思想加以阐释, 赋予其时代新义, 从而为塑造良好医学人文精神、推进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1.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合”思想
“和合”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共同精神,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价值观, 是中国人民修身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行为准则和依据。“和合”由“和”与“合”并列组成, 取二者共同之意。“和”本指乐器声音的调和、和美, 引申为和谐、协调之意; 而“合”的本意是指器皿闭合, 引申为两物彼此配合、合作。“和合”一词最早出自《墨子·尚同》: “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 皆有离散之心, 不能相和合”; 《史记·循吏列传》有“施教导民, 上下和合”; 《史记·魏世家》有“魏君贤人是礼, 国人称仁, 上下和合, 未可图也”。可见“和合”的基本含义表示和睦、协同一心。
在“和合”一词中, “和”是基础与前提, 也是追求目的, 而“合”则是手段、方法和路径。只有在“和”的基础上实现和睦共处, 才有存在与发展的可能, 也才能开展合作, 所以“和”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和实生物”“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中庸》),均说明“和”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和”也是永恒的追求目标。在中国文化中, “和”被奉为社会的最高道德理想和终极的追求, 成为指导人们活动的基本引领。“礼之用, 和为贵”(《论语·学而篇》);“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充分反映出我国人民对“和”的高度认同, 并将其作为基本价值原则和追求目标。“和”揭示了天下事物遵循的普遍规律, 代表天下万物最佳的共存状态。无论个人、家庭、社会还是国家, “和”都是追求目标, 实现了“和”, 就达到了理想的目标状态。对国家而言, “天下和睦, 社会大同”, 就是实现了“和”。“合”是带有“和”思想的合作与协作, 是在“和”思维指导下通过有效合作, 以实现更高层次“和”的目标。“以类合之, 天人一也, 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春秋繁露·阴阳义》), 这句话深刻阐释了“合”的重要意义。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众多哲学流派相互碰撞、渗透、融合而成的人文产物, 是中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精神特质, 是独具中国智慧的哲学范畴,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和合”本质是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础上, 强调矛盾中的统一、差异中的一致, 存异求同, 以达到“乾道变化, 各正其道” (《周易·象传》)。“和合”是在承认客观事物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 把落脚点放在不同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上, 从而找到实现和谐发展的最好道路。“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是对中国哲学“和合”思想最形象的概括。
2. 中医“和合”之道的理论阐释
中医学和中国哲学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两者相伴而生, 相随发展, 彼此渗透, 水乳交融。“和合”思想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认同, 成为中医哲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行医准则。中医哲学是关于中医之道的思想体系, 是中医学的根本, 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中医哲学包括了中医的思维模式、生命模型、医德伦理, 乃至中医的天人观、疾病观、身体观、治疗观、养生观等广大而宏观的内容[2]。从形式上来理解, 中医哲学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 形而上的内容称为“道”, 形而下的则可以称为术[3]。程雅君认为, 丰富而复杂的中医哲学本质是中华医道, 其特点是以道御术, 以术载道, 道术并重[4], 而“和合”思想是中医哲学中“道”的高度体现。中医的“中”是中庸、中道的意思, 核心要义就是“和合”。无过不及之谓中, 中医是“致中和”的医学。而“致中和”是“和合”思想的最佳表现形式, 故“和合”是中医的核心与本质。中医学认为人和世界都是动态平衡的, 当维持在平衡状态的时候, 世界就太平安宁, 人体就健康。过则生病, 不及亦病, 平人无病, 即所谓的“阴平阳秘”。
“执两用中”是中医治病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首要的方法论。中医在养生、治疾、方药等各方面均以“中和”作为行动指导。中医的医学目的是“不为病而治, 而以调为本, 以平为期”[5]。中医通过各种调和之方法实现人体平衡, 达到“致中和”。从《内经》开始,“和合”就成为中医学的重要思想原则, 并一直传承发展至今。据统计,“和”在《素问》中共出现79次,在《灵枢》中共出现74次, 《内经》将“和”提高到“圣度”的地位, 从而确立了“和”在中医学中根本性主导地位[6]。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中, 中医人始终将“和合”之道作为第一位的基本思想和指导原则, 无数医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论证、实践和传承弘扬。“和,大道也, 万物生命是道也, 为人之关键也, 用医之法宝也”[7]25, 反映出医家对“和合”思想的高度认可和遵从。“和合”思想贯穿于中医药发展的始终以及中医有关疾病治疗与健康促进的各领域, 是中医药共同的遵循大道, 是中医哲学的本质特征。
3. 中医“和合”之道的医学人文精神
作为中医哲学的精髓, “和合”思想在中医药领域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体现出良好的医学人文精神。
3.1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医药“和合”之道的哲学基础
中医以宇宙天地基本规律和基本秩序为原则, 将人纳入自然宇宙的大框架中来研究和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中医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思想基础, 主张“天人相应”, 强调天、地、人的共生与和谐, 认为只有顺应宇宙自然规律, 做到天人合一才会健康。“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整个宇宙、天地万物都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体关系。《素问·宝命全形论》载: “夫人生于地, 悬命于天, 天地合气, 命之曰人; 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灵枢·本神》指出: “天之在我者德也, 地之在我者气也, 德流气薄而生者也。”说明人是天地自然中的重要部分, 不可分割, 人必须与宇宙自然和谐, 才能健康。《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 “阴阳四时者, 万物之终始也, 死生之本也, 逆之则灾害生, 从之则苛疾不起。”《素问·五运行大论》亦载:“从其气则和, 逆其气则病。”说明人只有合于自然、顺应自然, 才能“内外调和, 邪不能害”。
中医认为宇宙自然运行状况也影响人的健康与发展。“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 民少病而少死; 岁多贼风邪气, 寒温不和, 则民多病而死矣。” (《灵枢·岁露论》)说明宇宙和谐、风调雨顺, 则民众健康。秦朝名医医和把阴阳与影响气候的六气以及四时、五节联系起来分析, 认为构成宇宙天地的任何一种要素都必须适度而不可过, 过则会引起疾病[8]: “天有六气, 将生五味, 发为五色, 征为五声, 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 序为五节, 过则为灾; 阴淫寒疾, 阳淫热疾, 风淫末疾, 雨淫腹疾, 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这段论述表明万物“同类相应”, 人与自然统一而相感, 自然异常, 人则异常[9]。
中医“和合”之道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 形成了中医药的整体观, 要求在认识和对待健康与疾病时, 要将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系统考虑。人与天地相参, 服从“天道”, 应顺应自然, 合于规律, 不违背、不逆转, 做到天人合一[10]。“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易经·乾卦》),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达到防病治病、长生久视的目的[11]。
3.2 社会“和合”下的知行合一
与人的健康、疾病密切相关的环境不只有自然环境, 而且还有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对人的健康影响具有隐晦性或者间接性, 但影响却十分明显。中医认为, 人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 七情与人体五脏密切关联, 是导致五脏疾病的原因,如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与社会环境不和谐, 会带来心神的不安宁, 从而导致心理、生理疾病, 因此只有处在和谐社会关系中, 人才能减少疾病或者不生病。同时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人的不适应、不和谐也会引起身心疾病。在不同社会环境中, 不同社会角色由于适应环境方式不同, 社会问题带来的疾病也不尽相同。王充曰: “太平之时, 人民侗长, 百岁左右, 气和之所生也。……圣人禀和气, 故年命得正数。气和为治平, 故太平之世多长寿人。”(《论衡·气寿篇》)“富贵者膏粱自奉, 贫贱者藜藿苟充; 富贵者曲房广厦, 贫贱者陋巷茅茨; 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 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 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 藜藿苟充者脏腑恒固; 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 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医宗必读·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说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 社会经历及所处环境不同, 引起疾病也不尽相同。就其本质而言, 在于人的实践与对社会认知的冲突, 从而带来不同疾病。中医在研究如何治疗疾病时, 通常要综合考虑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 而不是简单考虑自然因素。据此中医对医生提出了具体要求: 医者应“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治病宜不失人情。这反映出中医对疾病治疗坚持“知行合一”的实践观, 中医是基于分析人是否做到“知行合一”、是否适应社会环境来研究疾患, 同时也是通过坚持做到“知行合一”来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的“和合”, 不仅是中医作为诊治疾病的重要依据, 也是中医为医的追求。纵观古今, 无数中医人以社会和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使命, 并将治身、治病、治人、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治身强调躬身自省, 使喜怒哀乐都不为过, 恬淡宁静, 从而较好地适应社会环境。“万事和为贵”是中医寻求和谐社会关系的基本途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修身自省, 是中医人自我调适、主动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准则。治病是医疗活动的直接目标。“天覆地载, 万物悉备, 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人命至重, 有贵千金”(《备急千金要方·序》),说明生命的神圣, 医疗应坚持以人为第一位, 做到行“仁术”。治人指医者不应简单地治疗疾病, 而是做到仁者爱人, 以仁爱之心救助患者、救民济世, 把仁爱传播于社会, 以良好行为感化他人, 引导社会人伦有序, 实现“和合”。治国体现在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 说明治国与治病在中医那里是统一的, 治病、救人、济世不可分割。“上以治民, 下以治身, 使百姓无病,上下亲和, 德泽下流, 子孙无忧。”(《灵枢·师传》)可见促进健康与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中医人的不懈追求, 人和、家和、国和以及社会的“和合”在中医人那里得到充分诠释并通过诊治疾病实现有机统一。这种统一代表着中医“知行合一”的具体实践, 同时对社会“和合”的认知与追求, 客观上又促进中医人在实践中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3.3 基于人体“和合”的平衡治疗观
中医以“阴阳”为理论基础, 寻求人体的阴阳平衡与调和。《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生之本, 本于阴阳”。“阴阳自和”是人体健康的基础, 阴阳失衡则是人体产生疾病的原因。“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明阴阳和谐人体就健康, 反之则产生疾病, 故“不和”是导致疾病的根源。“凡内物之违, 外物之忤, 有物之隔, 无物之冲, 皆为病象, 故病之于己, 皆不顺也, 是故凡不顺皆为病象”[7]73。凡病就是不和, 使人体重归“和合”, 健康就能得到恢复, 因此治疾的基本方法是“和”。在治病方法上, 中医寻求多种治疗措施综合应用, 以促使人体达到内外和谐。《内经》认为调整人体阴阳的过与不及是治疗的首要任务, 提出“因而和之, 是谓圣度” (《素问·生气通天论》), 从而将实现“和合”作为治疗疾病的根本目标。既然“和合”为治疗目标, 因此在治疗手段上应以调和、平衡为主, 即“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令其条达, 而致和平”(《素问·上古天真论》)。《医学心悟》指出,疾病治疗应坚持“和法”“和解”; 《景岳全书·和略篇》曰:“和方之剂, 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 补而和之; 兼滞者, 行而和之; 兼寒者, 温而和之; 兼热者, 凉而和之。”调和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途径。调和的方法有多种, 要多种手段并举, 多种药物合用, 这就是“合”。
在药物运用上, 中医也十分注重“和合”。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的主要形式, 方剂运用注重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 强调多种药物的相互配伍作用, 这是“合”的具体体现, 也是“和”的客观要求。《世本》称医治疾病为“和药疗疾”, 和药的“和”包含了“合”与“和”两个方面的含义。“合”指多种药物配伍作用, “和”则是多种药物能够协同、不相反, 形成疗效显著的方剂, 且要“合”于治疗的疾病。张从正认为: “剂者, 和也; 方者, 合也。故方如瓦之合, 剂犹羹之和也。”(《儒门事亲》卷一)方剂需按君、臣、佐、使基本原则来配伍, 防止药性相左或剂量不符。用药“和合”则直达病所, 药到病除; 药病不和则延误病情, 甚或导致病情恶化[12]。宋代张伯端对用药“和合”有多次论述: “丹头和合类相同, 温养两般作用”(《西江月·内药还同外药》); “雄里内含雌质, 负阴抱却阳精, 两般和合药方成”(《西江月·雄里内含雌质》)。可见“和合”是中医治疗及药物配制与使用中的基本遵循。
3.4 以仁德为基础的医患“和合”
中医认为医患“和合”十分重要, 并努力推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罹患而与医和, 误病而以药和, 此天下常道”[7]99, 强调的是医患和谐在治疗中的重要意义。中医要求医者必须“知人事”, 做到“治病不失人情”, 从而为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创造条件。中医的医患“和合”是以仁、德为基础, 通过对患者的关心、关爱与行仁德、施仁术, 从而获得患者信任尊重。
中医“和合”之道以德为基。中医将“人为贵”作为行为准则, 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始终将人的生命与健康放在第一位, 以此立德。在中医人眼里, 医学不是谋取生计的手段, 更不是赚钱工具, 而是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追求。中医认为“人”与“生命”有着至重的价值。《素问·宝命全形论》:“天覆地载, 万物悉备, 莫贵于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 “人命至重, 贵于千金, 一方所至, 德逾于此”。人是万物之中最宝贵的, 因此坚持以人为本, 尊重患者、尊重生命是中医践道弘德的基本出发点, 也是历代医家的基本共识和基本行医准则。
“仁”是中医立身立德的核心。“仁者爱人”, 以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关心爱护患者是中医行医中的基本要求。注重以“仁”对患者的感化, 从而赢得患者和社会尊重, 为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提供坚实保障。“医, 仁术也”, 这是中医给医学下的定义,人们也习惯性地称中医为“仁术”, 称医生为“仁义之士”[13]。《万病回春·云林暇笔(凡十二条)》指出: “一存仁心, 乃是良箴。博施济众, 惠泽斯深”; 孙思邈曰:“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医坚持以施仁术、以仁爱之心救天下疾苦, 从而获得社会的敬仰和信任。中医“和合”之道孕育出中医人的重仁尚德品格, 有效推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也为中医持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3.5 基于协作共赢的同道“和合”
中医十分重视与同道的和谐关系, 形成和谐相处、取长补短、协同共赢的互助关系。中医对“和为贵”的认知比传统认知更为透彻与深刻, 在处理与同道关系时始终坚持“和为贵”的基本行为准则。《论语·为政》: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意谓在人际交往方面, 君子是团结而不是勾结, 小人是勾结而不是团结。中医在处理同道关系上坚持“君子风度”, 团结但不勾结, 并始终坚持两个基本原则: 一是和谐相处, 二是共同发展。和谐相处即做到谦虚谨慎, 尊重同道。《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论述了医者如何处理与同道的关系: “夫为医之法, 不得多语调笑, 谈谑喧哗, 道说是非, 议论人物, 炫耀声名, 訾毁诸医, 自矜己德。”《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医工论》曰:“凡为医者, 性存温雅, 志必谦恭, 动须礼节, 举乃和柔, 无自妄尊, 不可矫饰。”龚廷贤对不尊重同道的医者进行了批判: “吾道中有等无行之徒, 专一夸己之长, 形人之短”(《万病回春·云林暇笔(凡十二条)》), 认为不尊重同道者是无德行之徒。在医术方面, 中医主张同道间相互学习, 长短互补, 共同发展。《医道端宗》曰: “长幼之序, 乃长者方向, 幼者方力, 长者喻道, 幼者喻心, 长短相补, 各取所需, 各有所成, 惠恩大千, 其乐融融, 何不为也?”[7]152认为同道间要相互学习与合作, 才能各有所成, 从而惠及千万百姓。陈实功认为医生同道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荐拔、共同发展: “凡乡井同道之士, 不可生轻侮傲慢之心, 切要谦和谨慎, 年尊者恭敬之,有学者师事之, 骄傲者逊让之, 不及者荐拨之”(《医家五戒十要·三要》)。
4. 中医“和合”之道对医学人文精神的现实关照
“和合”之道作为中医药最富生命力的精神内核, 整合了我国历朝历代中医先哲们的有益经验, 彰显了中医文化的精神特质, 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乃至支配着中医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行为法度, 具有深厚的医学人文价值, 对我国现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形成明显的现实关照,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4.1 坚持以“和”作为最高的健康目标
中医“和合”之道主张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体自身的和谐, 和谐是最终目标。和谐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推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最根本的是实现“和”与“健康”。“万物悉备, 莫过于人”, 因此, 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应充分弘扬中医学“以人为中心”的思想, 将人放在第一位, 将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位, 并将人与健康纳入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大环境加以认识和研究。人类是宇宙演化的产物, 人正常的、异常的生命活动, 都从根本上联系于或取决于自然(宇宙)环境[14]。坚持以人为本的健康观, 必须坚持和谐宇宙观, 将人与社会、自然的“和合”作为实现人健康的基本途径, 推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有机统一, 最终实现人的和谐与健康。在我国卫生事业改革进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思想, 以促进人民健康为根本目的,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不断改善生态与社会环境, 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营造健康的生态环境。
4.2 契合社会发展需求, 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中医“和合”之道在于契合与平衡。平衡不仅在于人体自身平衡,人与社会、自然的平衡, 也体现在医患之间的平衡、医疗服务与疾病治疗的契合以及医疗服务与患者需求的契合与平衡。医药卫生服务必须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才具有生命力。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不一样的, 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系统必须契合社会需求大系统, 这样才充满生机与活力。就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状况而言, 随着健康观念的转变, 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断提高,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化、高端化的趋势特征越来越显著。但是医疗服务的供给却表现出明显的唯“技术中心”特征, 缺乏人文的温情, 医疗服务无法做到个性化、特色化、高端化, 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医疗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和谐发展, 就需要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进行改革, 不断更新服务理念, 改变传统的千篇一律、单一的卫生服务供给模式; 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 以中医药人文思想为指导, 将健康放在首要地位, 秉承顾客导向, 不断创新服务方式, 优化服务内容,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为民众提供丰富、优质、高效、体现仁爱与温情的医疗健康服务, 实现医疗卫生服务有机契合社会发展, 满足公众健康需求, 促进全民健康。
4.3 推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医学始终是充满人文精神的学科, 离开人文的医学技术是冰冷的工具。在当今医学发展中, 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医学目的异化, 医学成为冰冷的、获取利益的手段, 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中医哲学中“和合”之道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坚持中医“和合”之道, 就是坚持人的核心地位, 充分发扬“仁术、仁心”思想, 以大医精诚为引领, 始终做到关心患者、理解患者、尊重患者、帮助患者, 以治病救人、促进健康为根本目标, 至诚待人, 让医学变得有温度、有温情, 拉近医患距离, 有效治愈疾病。中医“和合”之道作为医之“大道”,对于培养和塑造现代医务人员的良好医德, 增强医务人员的仁爱之心、责任心、进取心等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医患相得, 其病乃治”, 只有以德为基, 仁字当先, 大行仁医, 融洽的医患关系才能成为现实。因此, 要大力弘扬中医“和合”精神, 增强“和合”思维, 不断培育、塑造医务人员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 并在医学实践中全面践行, 从而为构建良好医患关系创造条件。
4.4 培养和塑造正确的健康观和治疗观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健康与疾病, 而健康与疾病是以人为载体。疾病发生在人身上, 人为病之本, 人应该是医疗的核心,所以治疗手段要“合”于疾病与人的健康需要, 而不是简单地以技术对抗疾病。治病救人需要技术, 但更需要对人的关爱、了解人的需求。诊治疾病要分析人的“和”与“不和”, 从而找到促“和”的手段。在现有医学模式下, 过度强调技术的作用, 采用对抗式的治疗手段, 忽视了人的核心和主体地位, 忽略了人体自身“和”的重要意义, 从而带来了过度医疗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摒弃那种把疾病与人割裂开来, 只懂病不懂人、看病忘人、治病伤人的医学行为方式[15]。而应以中医“和合”思想为指导, 以人为中心, 构建整体人学的新医学模式。树立以“和”为指导的健康观和治疗观, 注重研究人体与自然、社会的协调以及自身内在的协调统一; 坚持以预防为主, 以调理、调和来防止疾病产生; 当疾病发生时, 也要从人的整体出发, 从整体“和”的角度进行分析, 辨证论治, 以调和的方式来重建平衡, 恢复健康; 防止单纯依赖冰冷技术、忽略人的情感和需要的机械救治方式。要强化健康促进与治未病, 注重发挥机体的自我调和机能, 将“和合”作为疾病防治与健康促进的第一指导原则。
4.5 坚持中西医并重, 共同促进人类健康
中医的“和”注重兼收并蓄, 在疾病治疗与健康促进方面采用多种方法、多种药物综合应用, 协同配合, 以发挥整体功能。目前, 中西医之争久不停息, 尽管中医药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成就显著,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疫情防控方面贡献卓越, 但在西医领域主张去中医、废中医的人一直存在。究其原因, 除了利益驱动外, 西医对抗性思维是导致西医排斥中医的重要因素。中医认为“术有中西, 心无比异, 故孰用重则用之, 孰用急则用之, 孰用大则用之, 此时则此用之,彼时则彼用之, 有功则用之, 有过则异之”[16],所以应将不同的“医术”整合起来, 协同发挥作用, 或者用其所长、用其所需, 共同促进健康。在当前传染病、流行病、重大疾病高发, 以及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日益增多的时代背景下, 以中医“和合”之道指导医学的发展, 坚持和而不同、中西并重, 充分发挥中医药和西医药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积极的作用, 将更好地促进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也有利于促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5. 结语
医学的对象是人, 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因此医学必须是人文的。中医“和合”之道的人文精神体现于: 生命系统是有机整体, 其组成部分不是松散的联系和同质的单纯集合,而是有机协同的体现。医疗的核心是人, 医疗卫生系统不能脱离社会系统而单独存在, 应统筹考虑整个社会系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将人置于医学的核心地位, 实现人的健康与自然社会的统一, 从而将疾病、病人、医疗保健系统纳入社会大系统进行分析, 从多元论的角度研究健康和疾病, 形成系统的人文体系。中医的“和合”之道, 以系统的思辨逻辑, 可以推进现代医学实现四大转变: 从治疗服务扩大到预防服务; 从生理服务扩大到心理服务; 从医院内服务扩大到社会服务; 从以技术中心服务扩大到以人为中心的服务。将医与病、人、社会联系起来, 进而反思社会的健康管理根本点——以实现卫生事业与社会经济及人民健康需求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促进人群健康,提高健康的公平性, 倡导以公共政策、科技进步、重大行动为切入点, 实施综合治理, 共同应对卫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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